《中国投资》杂志专访:践行专业法律精神
所内新闻 | 作者: | 时间:2019-02-15 | 已阅:868
由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投资》2007年第7期人物栏目以“敬云川:践行专业法律精神”为题,报道了欧美同学会留美青年委员会敬云川学长从事律师工作的执业故事。以下是报道全文。
 
敬云川:践行专业法律精神
从一个英语专业的公务员,变身为高通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合伙人,敬云川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过来,没有一丝侥幸或者偶然,就像他代理的案子,都完全是凭实力一座座攻克的城池,一个个打下来的江山。
现在,高通律师事务所已经在业内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位列中石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和四川省国资委等众多知名公司和机构的备选律师所名单,而敬云川本人除了自己的律师业务以外,还担任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等社会职位。
在敬云川看来,过去的经历和经验都是宝贵的,是现在从事律师职业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敬云川先是在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这个全国最高法律机构对他的影响很大,也使他萌生了学习法律,成为法律专业人士的念头。
而天性喜欢攻克难题的敬云川,在工作之余就开始学习法律。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获得了北大的法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并没有满足,毅然决定放弃舒适的机关生活,选择了出国留学。
然而,自费留学对他来说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机关微薄的薪水无法支付高昂的留学费用。在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东亚法研究中心给中国学生提供了一个有奖学金的学习机会,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英语的优势和法律背景使他脱颖而出。不久他就进入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习比较民商法学。这段经历让他领受到了西方某些先进的法律理念。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现在正是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这些先进的法律理念为我的当事人服务的。”敬云川说。
留学归来之后,他与朋友合伙创办了高通律师事务所。“厚积薄发,积累了很多年,完全可以出来做做事情了。”他说。国外学习的经历让其涉外业务方面很有优势,一个是语言上没有障碍,一个是对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的体系非常了解,对西方的法律制度和运作非常了解,外资公司很看重他的留学经历,愿意请他来帮助处理法律事务。
用专业和敬业赢得客户
敬云川介绍,目前高通所主要的三块业务就是涉外业务,企业重组与产权交易和金融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涉外这部分,主要是为外资设立企业提供服务,与主管政府部门沟通和协调。除了直接新设企业,还有外资并购的业务。很多境外投资人购买国内企业股权或资产,高通则从开始找项目全程介入。而客户对于项目的安全非常关注,需要律师作出详细的分析和判断,做法律方面的尽职调查。比较典型的是,境外公司在香港仲裁的案件,因为被申请人在境内有财产,经常找高通律师代理其在国内的执行。
诉讼和仲裁方面高通也在做。敬云川说,“很多时候企业请我们做诉讼律师,但是很多非诉讼业务也交给我们做。”
2005年的时候,中石化通过媒体公开选聘诉讼律师事务所,准备建立一个短名单。吸引了上百家参与者,还有国外的律师参与竞争。为此,中石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对参选者评估。经过几个不同的部门,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的考核,敲定了名单。高通入选了。
而这基本上是根据以前的业绩,因为高通过去没有和他们合作,中石化的评选小组根据过去高通代理的重大疑难案件的服务质量,看出了高通的实力。
入选了之后,敬云川所作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非诉讼项目,中石化要转让下属公司在广东的合资公司股权,因此在上海联交所挂牌。这是一个2亿多的交易,是以买方承担债务的形式完成的股权转让。中石化股份公司最关心的是转让款如何保障,为此邀请高通做专项法律顾问,设计方案以保证买方支付价款。事实上,这个买家的资本不足,难以支付2亿多元的价款,为此,他们找了个东北的一家上市公司合作。而敬云川通过尽职调查发现,这家东北公司业绩不好,可能支付困难,并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中石化。后来该买家又通过别的渠道找到了合作者,最终完成了交易。而高通在这次业务中,为客户规避了风险,减少了损失。
同样的案例很多,许多企业因为他的尽职调查而避免了损失,比如,中信资本公司曾因为其尽职调查,放弃了一个不良资产包的购买。
此外,敬云川还开展了企业的重组改造和产权交易业务。他抓住了国家宏观经济的大形势带来的机会,如现在国资委要求企业主业突出,主辅分离。那就要处置资产,要到交易所挂牌,需要律师所出具法律文件。敬云川多次参与国有企业改制,为他们提供方案,完成改制,积累了许多经验。
2005年,四川省国资委要对能为省属企业提供改制方案的中介机构建一个中介库,举行了选聘。高通也通过积极的努力,入选该中介库。“律师既要专业过硬,还要有综合素质,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知识,能够为客户处理疑难问题。”敬云川说。而正是这个优势,让他频频挑战疑难案件,并屡次获胜。
 
挑战疑难案件
“这是我接手过的时间最长、难度最大的一个案件。”敬云川说。2003年,敬云川作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律师,接手了一个清收不良资产的案件。
事情是这样的:工行贷款给北京一家企业,当时一家北京市海淀区的国有企业做了保证人。然而,后来借款企业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债务,该债权成为不良资产被转移到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高通作为华融的顾问,被要求对这笔本金5000多万的资产进行清收方案设计和执行。事实上,华融对起诉政府背景的企业信心不强,能不能胜诉,能不能执行都是有疑问的。所以委托高通办理。
经过调查,高通发现这家借款企业确实没有资产可以偿还,而保证人则有房产股权等偿还能力,因此建议华融通过起诉保证人,从保证人那里获得偿还。
当时,敬云川建议在起诉时查封该公司开发还未卖出的房产,这样胜诉执行就很容易。然而,华融不是很有信心胜诉,担心查封房产之后若没有胜诉,对方会要求赔偿。最后的做法比较保守,只是保全了股权,没有查封房产。结果案件胜诉,在执行时,他们去了该企业的十家开户银行,只查封了50多万元现金。
而此时,该企业也开始向法院作工作,通过政府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延迟执行。法院考虑到毕竟是国有企业,将案子搁置了。
“执行难大多就在于案外因素。”敬云川对此非常清楚。“我们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想尽一切办法,推进案件进展。”他的踏实作风开始发挥作用。他不断与法院沟通,提供新的财产线索。又考虑到这是一家国资委主管的企业,敬云川帮助华融起草公函给海淀区政府和国资委,要求督促其下属企业履行判决。国资委也很配合,安排负责人协调。于是最终进入了一个双方协商谈判的过程。
从2004年开始进入执行程序,到了2006年,两年的时间里,每隔几个月法院的执行就延一次期,费了不少周折。敬云川一直没有放弃。在形势仍然没有逆转的情况下,敬云川建议华融向国家上一级机关反映这个案件,希望推动执行。得到了华融的支持,他又配合华融,向全国人大办公厅和最高法院反映这个案件,他们提出:我们认为这是典型的因为地方有关人员干扰法院执行,让国家的金融债权人得不到保障的案件!
最终,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国家有关机关的关注,一方面有上级机构的督促,一方面他们不断与地方政府协商谈判,法院再次启动了执行程序。法院开始派执行法警到企业去,要求其提供财务资料,要求其对股权进行评估,等等。这些都让该企业感到了压力,终于两年以来第一次主动来与华融谈判。
这笔在起诉时6300万的贷款,在当时加上利息成为了7000多万,协商的结果是,保证人一次性提供3500万,其他的本金和利息数额则免了。但是对借款人没有免除责任。这个结果令华融和保证人都非常满意,对华融而言,能收回这个数额的结果已经是非常好了。
其实,高通作为华融备选的律师所,2003年开始每一次代理都有现金收回来,很多都是没有进入执行阶段对方就来谈判,就把钱还了。此后,华融一有诉讼方面疑难的案件都请高通来,尽职调查等非诉讼业务方面也请高通来处理。
总结这个案件的经验,敬云川说,“取得这些案件的胜利,除了业务水平和能力以及投入的精力以外,非常重要的是,需要律师本人有很强的社会阅历和资源运用能力,善于和各种机关交涉,让他们接受你的观点,维护客户的利益。连最高法院等等机构的人员都很愿意与这样的专业人士交往,希望能够从中学到东西,得到提高,在业务上能够让他们得到帮助。”正是这方面的优势,让敬云川获得了多次胜利。
维护公平
在敬云川的客户中,很多都是较为弱势的一方,比如他所代理的一家监理公司,由于擅长钢结构工程,为鸟巢工程、中央电视台、国贸三期做监理。敬云川介绍,这些大项目的监理费很多时候在合同中约定的不太公平,如将工程整体打包支付监理费。但是实际工程超出预算了之后,增加的监理费用就要争取,高通则协助监理公司,与业主谈判。
还有一个案例,让他记忆犹新。这位客户是天津一家汽车贸易公司,设在保税区。他们购买汽车时通过关联交易,报的价格很低,刚达到海关标准的最低线,海关认为其涉嫌偷漏税,封了仓库。这是他们邀请高通介入,与海关交涉。
这个客户最关心的是,该公司的高管会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为按照国家法律,偷漏税达到一定数额,其负责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这个案件涉案金额上亿,数额巨大,被起诉可能性很大。
敬云川告诉记者,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这个案件虽然涉嫌偷漏税,但是交易安排不是这家公司自己做出的,而是其香港和海外的公司通过几方签合同的方式,把国内进口的车价报的很低,然后与国内的客户签订另外的合同,将差额付给国外的公司,这个计划的设计者并非这家国内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他只是参与了一个环节。于是,敬云川积极与海关交涉,提交材料介绍交易结构,并认为国内公司没有主观犯罪故意。最终,他的努力得到了海关的认同。海关决定要求其补税和缴纳罚款,没有追究国内公司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个案件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终结果客户非常满意。
“当事人的权利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的。如果不主动协调,提出证据,积极解释,海关很有可能从现象上认定,并追究刑事责任。但是通过分析整个过程,发现国内的高管不是设计者,处罚的时候考虑到这些情况,维护了他们的利益。”敬云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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